1976年，王洪文秘书发现不对劲，申请调离：这人要完蛋了

发布日期：2025-04-14 23:02    点击次数：146

老话常说，“大官身边的小随从也不容小觑”，通常来讲，有权有势的人边上的职位都是大家抢着要的热门货。

不过，到了1976年，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，突然间跟王洪文说，他想换个工作岗位。

那时候，王洪文权势滔天，身为他秘书的肖木，自然也跟着沾光不少，可为啥他还要自己要求换个地方工作呢？

王洪文爱走捷径，从工厂一路混到了中央去工作。

王洪文，1935年在吉林长春出生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经常吃了这一餐愁下一餐。朝鲜战争一打响，他就去当了志愿军，并且在部队里因为表现突出，光荣地入了党。

21岁那年，王洪文从军队回来后，就被安排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，大家都叫它“上绵17厂”，去那里工作了。

王洪文小时候家里很穷，上不起学。在部队服役期间，战友们鼓励他学习，他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就没学。后来到了上绵17厂，想让别人帮他读家信，那个人却不乐意。

王洪文遭了挫折，这才下定决心要认真学习。

这显示了他眼界虽宽却心思不深，放任自流的个性，而这正是他最终晚年凄凉的主要原因。

上夜校的时候，他碰到了上海的一个本地女孩崔根娣，后来他们就结婚了。

之后，他当上了保卫科的职员，由一名工人变成了管理人员。

王洪文在上绵17厂的老同事们回想起来，说他那时候一门心思想要当干部。

他真的是个欲望很强，特别想要掌握权力的人。

1966年的时候，王洪文得知毛主席在北京亲自接见了红卫兵，心里特别眼红。他就跟其他民兵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把厂里的民兵队伍改头换面，也叫红卫兵了。

工作队确实点头答应成立红卫兵，但他们说红卫兵是年轻人的队伍，所以只有30岁以下的青年职工才有资格成为红卫兵的一员。

那时候，王洪文已经32岁，工作队的意思就是要把他晾在一边，不打算让他插手管事儿。他气得不行，觉得自己辛苦忙活了一场，到头来却是给别人铺了路。

接着，他便着手找新的合作伙伴，跟上海三十多家工厂的老板们搭上了线，一起成立了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”（大家叫它“工总司”）。

“工总司”建起来后，王洪文就开始跟上海市委对着干，他提出了三个条件：

上海市委得认可“上海工人的革命指挥中心”。

2、曹荻秋得去参加9号的大会，接受大家的批评。

3、给出推广用的东西。

上海市委没答应，王洪文就带着“工总司”的人搞出了“安亭事件”。

之后，张春桥出面，替中央文革和王洪文他们谈了谈，这才把事情摆平了。王洪文也因此被张春桥注意到了，后来张春桥还把王洪文介绍给了毛主席。

从那以后，王洪文一路高升，1968年就当上了上海市第三委书记，接着在中共九大会上，他成了中央委员，到了中共十大，38岁的他又被选为了中央副主席。

王洪文能迅速升职，多亏了毛主席的大力提拔。

文革开始后，原本由毛主席亲自挑选、党组织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，却遭到了他的打压和批判，最终含冤逝世。而后来，他重新选定的接班人林彪，竟然企图发动政变，试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，并在叛逃过程中机毁人亡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

这两次没选好继承人，让毛主席特别伤心，加上他年纪慢慢大了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，所以他急需找到一个能担当大任的人。

就在这时，王洪文开始崭露头角，引起了主席的注意。

但是，在经历了前两次的事情后，毛主席虽然对王洪文很器重，却没有急着把他的名字加到党章里，而是选择继续观察，好好培养他。

据说，在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这段时间里，毛主席总共16次让王洪文和周总理一起陪着见外国客人。

有外国媒体觉得，毛主席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宣告，王洪文将是他的继任者。

可事实证明，王洪文没那个本事，挑不起这个大梁。

没过多久，毛主席只能又一次请身体不好的周总理回来负责中央的事务。

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，而王洪文则渐渐失去了宠爱。

那时候，周总理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了，一直让他带着病痛继续工作也不太可能，所以毛主席只能又一次去寻找年轻有为的接替者。

1973年12月，他在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讲起了邓小平。

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，毛主席就特别看重邓小平，夸他既能文又能武，样样都行。后来，他让邓小平当了国务院副总理、政治局常委这些大官，还一度把邓小平当作接班人来重点栽培。

1957年，毛主席去苏联访问，跟赫鲁晓夫说过，他已经在找人准备接替自己的位置了，这两个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。

1959年以后，毛主席有段时间没直接管那么多事，退到后面去了，那时候，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前面负责工作的。

但是，因为他们在“大跃进”等问题上和毛主席看法不同，所以江青、林彪这些人就钻了空子。

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刘少奇同志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，最终不幸离世。同时，邓小平也被贴上了“走资派”的标签，被流放到江西。

周总理一直把邓小平记在心里，悄悄地为他重回中央工作铺路。

1972年，在陈毅元帅的葬礼上，毛主席碰到了陈毅的妻子张茜，他们聊起了邓小平，毛主席说：“邓小平的事儿，就是咱们自己人之间的小分歧。”

听到这话，周总理连忙给旁边的同志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们赶快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好评传扬出去。

尽管邓小平经历了下放，但他并未因此陷入消沉，更没有放弃自我，而是始终坚持与中央保持沟通联系。

1972年8月的时候，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，说自己最近又想了想以前做的事情，心里头琢磨着还想继续给党和人民出点力。

毛主席看了这封信后，先说邓小平确实犯了错，但接着也提到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，邓小平立下了大功。所以，他提醒大家，以后评价邓小平要客观公正。

1973年，邓小平在地方待了4年后回到了北京。多亏了周总理的帮忙，邓小平慢慢找回了工作，并且在那一年，他还被提拔为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委员。

那时候，周总理的癌症又犯了，每天都需要输血。但为了能让邓小平这次重新站出来后，不再被江青他们欺负，真正站稳脚跟，他硬是没去医院住院，而是想办法找个好时机，提升邓小平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名气。

1974年，多亏了毛主席的赞成和周总理的卖力，邓小平带领团队去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的第六届特别会议。

这是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后，头一回派高级代表团去参加会议，这事儿非常重要。邓小平能带队去，就说明他又成了大家眼里的重点接班人选。

江青看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慢慢下滑，心里非常害怕。为了挽回局面，她经常在毛主席面前讲邓小平的坏话。

那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，毛主席严厉地对江青说，别再随便就给人安上罪名，还告诫她和姚文元等4人，别老搞小圈子那一套。

这是毛主席头一回在党内明确说起“四人帮”的事儿。

他又说：“江青不能代表我，她只能代表她自己。”这话等于公开跟江青翻了脸。

10月份的时候，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来当第一副总理。

江青他们心里不服，就又一次找邓小平的麻烦。到了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，江青拿“风庆”轮的事情来无理取闹，让会议没法好好进行下去。

会议结束后，江青他们倒打一耙，让王洪文跑到长沙去向毛主席告别人的状。

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指示，声称周总理频繁与邓小平、李先念及叶剑英等人私下交谈，意图进行政变，并提及要组建新的政治局等言论。

但是毛主席对这件事啥也没说，反倒是劝王洪文，让他别再和江青那帮人混在一起了。

王洪文一门心思就想当大官、掌大权，但他的政治觉悟却跟不上，毛主席已经把话说得很透彻了，可他还是没领会到其中的要点。

回到北京后，他仍旧给江青当帮手，按她的吩咐行事。

年底，周总理和王洪文一同前往长沙，向毛主席报告四届人大的筹备进展。然而，王洪文又一次听从江青的指示，给邓小平等人安上了不实的罪名。

毛主席对邓小平最近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赞扬，同时他很生气地斥责王洪文说：“别搞小团伙！”

1975年1月份，四届人大开完会后，中央决定，把彻底整理文革的事情，当成最要紧的任务来抓。

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觉得，邓小平是唯一能挑大梁的人，所以他们全力挺他。就这样，邓小平又一次站到了党、政、军领导的最前沿。

江青失势了，王洪文也被逮捕了。

毛主席对王洪文感到失望，这并不是突然之间的事情。

早在1972年，毛主席就决定要亲自培养王洪文，当时对他寄予了厚望，经常耐心地教导和叮嘱他。

真可惜，王洪文心思不纯，素质不行，完全就是个没法扶持的笨蛋。

肖木回想起，那时候毛主席心里很为国家的情况担忧，他还跟王洪文提起了张勋想要恢复清朝统治的那段历史。

说了老半天，王洪文竟然不知道张勋是何许人也，还向毛主席打听辫子军是咋回事。

毛主席因为工作很忙，就让王洪文自己去查，但王洪文一出毛主席的书房，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毛主席清楚自己经验不够丰富，很乐意去教导他，但他却不专心学。就连王洪文的秘书肖木也忍不住抱怨说：“碰上这样的学员，真是让人头疼。”

为了让王洪文专心学习，毛主席后来给了他一个硬任务，要求他必须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。

在十大会议之前，毛主席让他回上海一趟，并且让他读读《后汉书》里的《刘盆子传》。他没办法，只得去找复旦大学当教授的史学家朱永嘉，请朱教授给他讲解一下。

《后汉书》里头的《刘盆子传》，讲的是一个叫刘盆子的人被赤眉军推举为头领的事情。

西汉快结束的时候，赤眉起义军想赢得老百姓的心，就打算找个姓刘的皇家后代来当他们的头儿。

他们叫来了三个姓刘的小孩，通过抽签来决定一件事，没想到最后是那个放牛的、穿得破破烂烂的刘盆子抽到了，于是他就这么意外地当上了皇帝。

朱永嘉当时就明白了这里面的意思：王洪文是个农民出身，他当过兵，还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后来在上绵17厂工作，和农民、军人、工人都有过接触，而且他之前还成功带着厂里的工人搞过运动。

毛主席觉得王洪文有工人的背景，很重要，就打算提拔他。

但是，因为他表现欠佳，毛主席提醒他，让他去读读刘盆子的故事，好给他提个醒，“你可别觉得自己多了不起，你也就只是个刘盆子罢了”。

朱永嘉心里有点担心，所以就简单地把内容用大白话给王洪文讲了一遍，王洪文听后明白了。但是，人的本性哪是那么容易改的呀。

得到毛主席的重用后，王洪文每次回上海，都要让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好好招待他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都得安排妥当。

就算在毛主席病得很重那会儿，中央安排政治局常委轮流守着他，可王洪文居然不把毛主席放在心上，值班时偷偷跑到中南海去打猎，追野鸭子去了。

刘盆子挺有自知之明，多亏了哥哥刘恭的帮忙，他好几次都想从皇位上下来。可王洪文呢，手里一有点权力，就得意忘形了。

所以，以前做过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说王洪文“比刘盆子还要不像话”。

其实，当邓小平掌权后，毛主席并未完全舍弃王洪文，而是派他到上海去实地调查，期望他在实践中自我提升，好好工作。

但是王洪文一回上海，就整天只顾着玩乐享受，搞小团体，就连国庆节都呆在上海没回北京。

听曾在上海市委招待过王洪文的朱友生等人说起，王洪文在上海待了三个多月，花钱大手大脚。粗略估计，至少花了两万多元。

那时候的一块钱，跟现在的300块钱差不多值钱。这么算来，王洪文在三个月里，至少花了600多万呢。

那时候上海正是夏天，一家五个人住在个大别墅，每顿饭都得有新鲜水果，吃正当季的蔬菜，还得配上名酒和鲍鱼这些好吃的，朱友生他们得早早地就准备好。

他住在中南海那会儿，也有过铺张的时候，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，挨了一顿批，就不得不收敛点。到了上海，没人管他了，他就开始放纵起来。

他想吃田螺了，就叫人去乡下喊农民帮忙到河里捞；想吃豆芽了，就让生产队安排人去摘；想吃新鲜的香蕉和荔枝，就让人坐飞机从广州直接带过来；他儿子要是想吃石榴，还得专门派人去苏州买……

毛主席多次告诫他，别老跟那些老伙伴搅和在一起搞小团体，但王洪文还是常请客吃饭，把那些人聚到一块儿。朱友生他们讲，他差不多每周至少请一次客。

他经常借着考察的幌子，拉上他那帮酒肉朋友，跑到农村、部队、工厂这些地方。每到一地，就让人家准备好酒好菜，大吃大喝，还要拿走不少东西，索要各种好处，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。

王洪文和江青之所以能成为关系紧密的“伙伴”，其中一个缘由是他们都热爱看电影，有着相同的兴趣。

据说，他回到上海的那阵子，一共看了八十多部影片。

另外，他老爱在家里组织聚会，一起玩棋、打牌，经常一玩就到天亮。

他出去钓鱼时，前呼后拥一堆人围着他转，有人给他点烟，有人帮他装上鱼饵，还有人给他扇风纳凉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居然还用茅台酒、麻油和面粉混在一起做鱼饵。

王洪文的助手肖木曾私下里劝过他，让他别太过分，别跟江青那帮人同流合污，可他没往心里去。在生活上、政治上，他非但没收敛，反而更加猖狂了。

肖木觉得王洪文他们这些人能力和地位不匹配，照这样发展下去早晚会出问题，他怕以后自己也会被牵连，所以就申请不再当秘书了。

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离世后，王洪文和四人帮的其他人就开始急着想要抢班夺权，他们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。

碰到这种情况，华国锋、叶剑英他们多次商量后，决定把“四人帮”隔离起来进行调查。

10月6号，王洪文在去中南海开政治局会议的路上被逮住了，华国锋就当着他的面，宣布了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。

王洪文不甘心就这么被抓，使劲甩开警卫员的手，朝着五六米外的叶剑英冲过去。这时，旁边的中央警卫局战士眼疾手快，一把将王洪文按倒在地。

后来，江青等人一个接一个被逮捕了。王洪文是在被抓的时候唯一一个试图反抗的，所以，只有他被戴上手铐，关进了看管最严密的监狱。

王洪文被锁在中南海的地底房间，一开始他火冒三丈，不停地咒骂，等到他折腾累了，没办法再闹腾了，中央才安排他和江青等人一块儿转到了秦城监狱。

吴法宪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份子，和王洪文差不多时间被送进了秦城监狱。由于他在里面的表现不错，1981年中央就安排他到济南去休养身体了。

他回想起来，在监狱碰到王洪文那会儿，他们俩还聊了些以前的事儿。他问过王洪文，一下子就当上了接班人，“这摊子事儿，你能管得过来不？”

王洪文用很伤感的语气答道：“现在说这些，都太迟了。”

王洪文在秦城监狱里待了16年，直到1992年8月3日因病去世。

只能讲，他的人生变得糟糕，主要是他自己的问题，要是他能认真听毛主席的话，也不至于落到被捕坐牢的地步。